➀ 准确适用海洋货运保险条款,保障国际保险服务贸易发展——阿斯旺水泥公司与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

➁ 判明目的港风险的影响对象,维护货运代理企业合法权益——重庆市公路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捷喜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

➂ 平等保护外商合法商标权,优化知识产权法治环境——LG电子(株)与天长市佳华电子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➃ 合理判定商标在先使用抗辩,依法维护商品贸易正常秩序——浙江鼎丰贸易有限公司与安徽亮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➄ 明晰专属演艺经纪权性质,确立文明有序的经纪规则——(株)S.M. ENTERTAINMENT与黄子韬、通用磨坊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

➅ 准确认定合同关系涉外因素,恪守《纽约公约》裁决执行义务——西门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➆ 尊重当事人对仲裁庭组成的约定,完善外国仲裁程序司法审查制度——来宝资源国际私人有限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➇积极运用海事强制令制度,保障新亚欧陆海联运通畅——联盟多式联运有限合伙公司(SOYUZ TRANS LINK LLP)申请海事强制令案

案例一

准确适用海洋货运保险条款,保障国际保险服务贸易发展——阿斯旺水泥公司与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7年,埃及阿斯旺水泥公司(以下简称“阿斯旺公司”)与案外人鹏翔公司签订水泥厂项目合同,约定鹏翔公司负责将货物从上海港运至埃及亚历山大港。为此,托运人鹏翔公司向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保险”)投保海洋货物运输保险,保单记载的“保险险别”为“COVERING RISKS:MARINE,WAR,MINES AND ALL RISKS”,保险单背面印制人保1981/1/1版“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及“海洋运输货物战争险条款”(以下简称“人保条款”)。后鹏翔公司单方面向天安保险出具“情况说明”,说明投保的是伦敦“协会A条款”,但天安保险未根据该“情况说明”在保单上进行批注或者附贴批单,也没有证据表明阿斯旺公司知晓鹏翔公司出具了“情况说明”。阿斯旺公司申请开立了跟单信用证,并在受让提单后,取得了包括保单在内的贸易单证。

涉案船舶于2007年4月14日起航,航行过程中绕航至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因欠付港口费用等原因被斯里兰卡法院扣押,后涉案货物因转船不成,最终于2012年8月23日与涉案船舶一起沉没。阿斯旺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天安保险依据“人保条款”赔偿货物的全损金额以及减损费用,天安保险则主张承保的是“协会A条款”,并依据该条款拒赔。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一审认为,基于鹏翔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这一行为,本案保险条款应当适用“协会A条款”。但根据“协会A条款”,天安保险无需承担赔偿责任,遂判决对阿斯旺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阿斯旺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认为本案应当适用“人保条款”。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保险单正面打印的保险险别与背面印制的保险条款相对应,与投保单的内容也一致,可以证明天安保险承保的是“人保条款”。投保人鹏翔公司于保单签发后单方面出具的“情况说明”,并非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天安保险没有根据“情况说明”在保单上进行批注或者附贴批单,也没有与投保人达成书面变更协议,故“情况说明”不能起到变更原保险合同的法律效果。一审关于涉案保险合同应当适用“协会A条款”的认定有误。但根据“人保条款”,在被保险人阿斯旺公司未按保险合同约定将运输被终止在目的港以外港口的情况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在必要时加缴保费以使保险合同继续有效的情况下,涉案保险合同早于2012年发生的船货沉没事故之前就已经终止,天安保险的责任期间也随之终止。故一审判决关于天安保险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结果可予维持。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涉“一带一路”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接海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许多工程所需物资是通过海运方式运至国外,通常由国内企业在国内保险公司对货物运输投保。保单(以及提单等)流转至国外收货人(被保险人)处,当发生保险事故时,准确适用保险条款、及时向国外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款,是国内保险公司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责任所在,也是国内保险行业提升国际声誉的重要体现。本案二审判决,有助于规范国内保险公司的内部运作,从而提升我国保险业国际竞争力,促进国际保险服务贸易的发展。

案例二

判明目的港风险的影响对象,维护货运代理企业合法权益——重庆市公路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捷喜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11月至12月间,上海捷喜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喜公司”)为重庆市公路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路公司”)办理了161台车辆设备的出运事宜,装货港为中国上海港,卸货港为也门荷台达港。公路公司书面承诺于2015年3月2日前付清所有拖欠费用,但仅支付了部分费用,捷喜公司遂诉至上海海事法院。公路公司在诉讼中以货物运输目的港也门发生战乱导致其无法收回案外人的工程合同款为由,主张因不可抗力原因无法履行涉案货运代理合同,要求免除其支付货运代理费用的责任。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一审认为,公路公司所述的无法收回也门工程预付款的情况与公路公司能否向捷喜公司支付货代费用之间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必然因果关系,遂判令公路公司向捷喜公司支付海运费、港杂费等费用及相应利息损失。公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公路公司所主张的不可抗力情形即使成立,亦发生在其与国外合同对家之间,可能导致的是其无法收回工程预付款的后果。而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在捷喜公司已经将公路公司委托办理出运的货物顺利运抵目的港后,并无证据证明存在导致公路公司无法向货运代理人支付货代费用的不可抗力情形,故公路公司以不可抗力作为免除其支付货代费用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判决对维护货运代理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意义。捷喜公司代理出运的货物系用于国内企业在也门承接的海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也门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一。在我国企业积极到海外投资、参与我国与沿线国家在基建、交通等领域的合作过程中,离不开货运代理企业的配合。货运代理企业为委托人审慎地选择适格的承运人,认真负责地代办海外建设所需物资的出运事宜,是“一带一路”海外建设项目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本案判决在助力国内企业“走出去”、预判和防范可能风险的同时,也依法保障了货运代理企业的合法利益,避免国内企业将海外投资中的风险无故转嫁到货运代理企业身上,从而促进货运代理行业的健康发展。

案例三

平等保护外商合法商标权,优化知识产权法治环境——LG电子(株)与天长市佳华电子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株式会社LG是世界知名的电子产品厂商,其在第9类商品(包括电视机及其附件等)上注册第981788号“LG及笑脸图形”商标,授权LG电子(株)使用并以自己的名义对涉嫌侵犯上述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提起诉讼。该商标曾于2011年11月被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2012年1月,天长市佳华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华公司”)与玻利维亚外商签订一份买卖协议,约定佳华公司向外商出售“松下”“飞利浦”“LG”品牌电视机遥控器25.02万只,其中“LG”品牌遥控器17.1万只,价值36万余元,该些遥控器上的“LG”商标与LG电子(株)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同年6月佳华公司以一般贸易方式申报出口上述遥控器时被上海洋山港海关查扣。2013年10月,因佳华公司的上述假冒注册商标行为,其单位主要负责人被安徽省天长市人民法院依法认定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并判处相应刑罚。LG电子(株)认为,佳华公司的上述行为侵犯了涉案注册商标的专用权,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佳华公司认为其系涉外贴牌加工企业,相关责任人已经受到刑事处罚,涉案侵权货物又被没收,LG电子(株)没有任何损失,故不同意赔偿。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LG电子(株)经“LG及笑脸图形”注册商标权利人株式会社LG授权依法享有该注册商标许可使用权,并享有诉讼主体资格。佳华公司与外商签订的是买卖合同,其未经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人的许可,擅自在其生产销售的遥控器上使用与LG电子(株)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侵害了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构成商标侵权。虽然佳华公司的相关责任人已受到刑事处罚,但佳华公司仍应依法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由于佳华公司的侵权行为客观上已造成涉案注册商标商誉的损失、减少了LG品牌商品的市场份额和市场需求,佳华公司对该些损失仍应予以赔偿。据此,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佳华公司赔偿LG电子(株)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10.977万元。

【典型意义】

自贸试验区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平台、重要节点和战略支撑。随着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境内外双向贸易、投资日趋活跃。本案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后首起涉外商标侵权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适用国内法保护了外商合法的商标权利。享有合法商标专用权的外商在中国不仅能通过刑事诉讼途径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不受侵害,而且亦能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保障注册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平等保护了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和不同国别当事人知识产权合法权益,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切实保障市场主体在知识产权诉讼中享有平等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充分体现我国的立法和司法自信,有效提升中国法治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打造了优良的“一带一路”知识产权法治环境。

案例四

合理判定商标在先使用抗辩,依法维护商品贸易正常秩序——浙江鼎丰贸易有限公司与安徽亮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本案案外人杭州亮亮电子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亮亮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30日,安徽亮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亮亮公司”)成立于2011年10月10日,股东为杭州亮亮公司及汪某某等。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汪某某,经营范围均为LED节能灯生产等。

杭州亮亮公司分别于2006年9月和2008年8月,在其生产的节能灯产品上以及相关的凭证上使用“TORCH”商标和“TRCH”标识。2007年起其生产的节能灯品牌“TORCH”荣获杭州市出口品牌。2009年10月,杭州亮亮公司就节能灯包装盒、包装箱申请7项外观设计专利(均有“TRCH”标识)。2010年7月,上述外观设计专利获得授权。安徽亮亮公司成立后,杭州亮亮公司授权安徽亮亮公司在其生产的节能灯产品上使用“TRCH”商标。安徽亮亮公司的产品均出口至阿联酋等中东国家。浙江鼎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丰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系第7909575号“TORCH”注册商标权利人,该商标于2009年12月申请注册,2011年12月获准注册,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1类电灯、灯、白炽灯、日光灯管等。2011年4月至2013年10月期间,鼎丰公司在相关销售凭证上标注其销售产品为“TORCH”节能灯。2014年7月,上海海关发现安徽亮亮公司申报出口阿联酋的节能灯上标有“TRCH”标识,根据鼎丰公司的申请将上述货物予以扣留。后鼎丰公司以安徽亮亮公司侵害其“TORCH”注册商标专用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安徽亮亮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在鼎丰公司申请注册“TORCH”商标前,安徽亮亮公司的股东杭州亮亮公司的“TORCH”品牌节能灯在同行业中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杭州亮亮公司对涉案商标享有在先权利。安徽亮亮公司经其股东许可在节能灯上继续使用涉案商标,属于在原范围使用,据此判决驳回鼎丰公司的诉讼请求。鼎丰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二审认为,在案证据能够证明在鼎丰公司申请注册“TORCH”商标前,安徽亮亮公司的股东杭州亮亮公司的“TORCH”品牌节能灯在同类生产企业和出口企业中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可以认定该商标为在先具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涉案商标在先使用的主体虽是杭州亮亮公司,但基于两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及商标许可使用的事实,安徽亮亮公司可以成为在先使用抗辩的主体。安徽亮亮公司将涉案商标使用在节能灯产品上,其使用的商标标识及范围与杭州亮亮公司在先使用的商标标识、范围一致,故安徽亮亮公司对涉案商标的使用系在原有使用范围内,安徽亮亮公司使用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对于“一带一路”贸易中存在的出口商品的商标权利保护问题,本案明确了出口商品的商标在先使用抗辩成立的评判标准。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通过设立商标在先使用抗辩制度,在注册商标与未注册商标之间产生权利冲突时,给予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人不侵权抗辩权,以平衡注册商标权人和在先未注册商标权利人之间的利益。但在判定在先使用抗辩是否成立时,须考量是否存在在先使用商标的行为、在先使用的商标是否具有一定影响力、是否在原使用范围内使用。本案判决判定安徽亮亮公司商标在先使用抗辩成立,保护了出口商品未注册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商品出口贸易的正常秩序。

案例五

明晰专属演艺经纪权性质,确立文明有序的经纪规则——(株)S.M. ENTERTAINMENT与黄子韬、通用磨坊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0年12月18日,(株)S.M. ENTERTAINMENT与黄子韬签署一份《专属协议》,约定(株)S.M. ENTERTAINMENT对黄子韬行使独占(排他性)经纪人权限(以下简称“专属经纪权”),黄子韬在协议期间不得擅自或通过第三人进行演出交涉或开展演艺活动。该等演艺活动包括……广告演出等活动。之后,黄子韬在协议约定的有效期内,担任通用磨坊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磨坊公司”)旗下妙脆角产品的代言人。(株)S.M. ENTERTAINMENT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通用磨坊公司不正当的擅自与黄子韬开展广告代言合作,系与黄子韬恶意串通,共同侵犯其专属经纪权等合法权益,故请求判令黄子韬与通用磨坊公司停止代言活动,并连带赔偿其经济损失。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株)S.M. ENTERTAINMENT要求黄子韬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专属经纪权” 基于《专属协议》产生,属于合同债权,并不属于我国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权益范畴。(株)S.M. ENTERTAINMENT要求通用磨坊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亦无法律依据。肖像权作为人格权具有人身依附性,人格权本身并不能转让,仅能转让其使用权。通用磨坊公司因信赖黄子韬对其肖像权、姓名权的支配性而在妙脆角产品的销售中使用其肖像与姓名,不能认定为具有侵犯债权的恶意,(株)S.M. ENTERTAINMENT无证据证实通用磨坊公司与黄子韬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故第三人侵害债权的原理在本案中亦无适用余地。据此,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株)S.M. ENTERTAINMENT的诉讼请求。(株)S.M. ENTERTAINMENT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演艺经纪合同是一种特殊的委托合同,“专属经纪权”产生于演艺经纪合同,因合约而创设,并非(株)S.M. ENTERTAINMENT的既有人身、财产权益,不属于我国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权益范畴,故对(株)S.M. ENTERTAINMENT认为黄子韬侵权的主张不予采纳。通用磨坊公司并不当然知悉涉案演艺经纪合同及其具体内容,也就不存在对(株)S.M. ENTERTAINMENT侵权的主观恶意或者过错,本案中也无证据证明通用磨坊公司作为合同外的第三人,存在引诱、干扰演艺经纪合同一方当事人黄子韬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即存在法律意义上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行为。因此,对(株)S.M. ENTERTAINMENT有关通用磨坊公司与黄子韬合谋恶意侵害其“专属经纪权”的主张,因不具备主观过错等侵权责任成立的基本要件事实,亦不予采纳。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因当事人系中国籍知名艺人,且其与韩国经纪公司之间在中、韩两国有多次诉讼,故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就法律层面而言,演艺经纪合同中设立“专属经纪权”的性质认定涉及到请求权基础的确定,进而影响到责任承担形式的选择,本案对我国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人身、财产权益的性质和范围,从立法本意和司法实践的角度作了明确的阐释,对于当前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娱乐市场中演艺经纪行业纠纷案件的审理具有一定的导向意义。另从社会层面而言,本案在审理艺人与跨国经纪公司纠纷案件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其裁判思路为“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确立文明、有序的演艺经纪规则提供了有益经验,有利于净化娱乐业市场的法治环境,充分体现了司法服务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功能。

案例六

准确认定合同法律关系涉外因素,恪守《纽约公约》裁决执行义务——西门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

2005年9月23日,上海黄金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金置地公司”)与西门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门子公司”)签订《货物供应合同》一份,约定西门子公司于2006年2月15日之前将设备运至黄金置地公司大厦工地,如发生争议须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以下简称“SIAC”)进行仲裁解决。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黄金置地公司向SIAC申请仲裁,要求解除合同、停止支付货款。西门子公司则提出反请求,要求支付全部货款、利息并赔偿其他损失。SIAC于2011年8月16日作出裁决,驳回了黄金置地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支持了西门子公司的反请求。因黄金置地公司仅部分履行裁决项下的支付义务,故西门子公司依据《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并执行上述仲裁裁决。黄金置地公司抗辩认为,应不予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理由为:双方当事人均为中国法人,合同履行地也在国内,故案涉民事关系不具有涉外因素,双方约定将争议提交外国仲裁机构仲裁的协议无效,若承认和执行案涉裁决将有违中国的公共政策。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纵观本案合同所涉的主体、履行特征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可以认定系争合同关系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具体理由为:一是西门子公司与黄金置地公司虽然都是中国法人,但注册地均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区域内,且均为外商独资企业,与其境外投资者关联密切。二是合同项下的标的物设备虽最终在我国境内工地完成交货义务,但该设备系先从我国境外运至上海自贸试验区内进行保税监管,再根据合同履行需要适时办理清关完税手续后从区内流转到区外,合同标的物的流转过程具有一定的国际货物买卖特征。故案涉仲裁条款有效,且仲裁裁决内容亦没有与中国公共政策抵触之处,因此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不违反中国的公共政策。

【典型意义】

本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批涉“一带一路”建设十大典型案例。本案裁定在自贸试验区推进投资贸易便利的改革背景下,对自贸试验区内外商独资企业之间的合同纠纷,在涉外因素的认定方面给予必要重视,确认仲裁条款有效;该裁定同时还指出黄金置地公司实际参与全部仲裁程序,主张仲裁条款有效,并在仲裁裁决作出后部分履行了裁决确定的义务。此后其又以仲裁条款无效为由,主张拒绝承认与执行涉案仲裁裁决的申请,不符合“禁反言”等公认的法律原则。本案的处理践行了《纽约公约》“有利于裁决执行”的理念,体现了中国恪守国际条约义务的基本立场,有助于增强中国法治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构建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一带一路”法治化营商环境。

案例七

尊重当事人对仲裁庭组成的约定,完善外国仲裁程序司法审查制度——来宝资源国际私人有限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

2014年10月29日,来宝资源国际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宝公司”)与上海信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泰公司”)通过电子邮件签订了一份《铁矿石买卖合同》,约定由来宝公司销售铁矿石给信泰公司,合同争议须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以下简称“SIAC”)进行仲裁,且仲裁庭应由三名仲裁员组成。后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来宝公司于2015年1月14日向SIAC提出仲裁申请,主张信泰公司构成根本违约,要求信泰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同时申请仲裁程序按照快速程序进行。同年4月20日,SIAC依据其2013年第五版仲裁规则,以双方当事人未就快速程序下独任仲裁员人选达成合意为由,指定独任仲裁员审理该案,信泰公司缺席该案审理。2015年8月26日,仲裁庭作出最终裁决,支持了来宝公司全部仲裁请求。上述仲裁裁决作出后,信泰公司未履行裁决项下的义务,故来宝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并执行上述仲裁裁决。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书面仲裁条款,案涉争议提交仲裁时适用的仲裁规则为SIAC 2013年第五版仲裁规则。本案双方当事人已在仲裁条款中明确约定应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且未排除该组成方式在仲裁快速程序中的适用,SIAC 2013年第五版仲裁规则亦未排除快速程序中适用其它的仲裁庭组成方式。SIAC 2013年第五版仲裁规则第5.2条(b)项所规定的“主席另有决定的除外”不应解释为SIAC主席对仲裁庭的组成方式享有任意决定权;相反,在其行使决定权时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关于仲裁庭组成方式的合意,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治。SIAC在仲裁条款约定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且信泰公司明确反对独任仲裁的情况下,仍然依据仲裁规则之规定决定采取独任仲裁员的组成方式,违反了案涉仲裁条款的约定,属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所规定的“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的情形。据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案涉SIAC作出的仲裁裁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上海法院首例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纠纷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机构裁决的依据为国际条约或互惠原则。我国和涉案裁决作出地新加坡都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故本案应当根据该公约对涉案裁决能否在我国得到承认与执行进行审查。涉案裁决因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所规定之情形而被裁定不予承认与执行。本案裁定体现了中国法院严格执行《纽约公约》,遵循公约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维护程序正义的理念,对健全国际仲裁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我国有关外国仲裁程序司法审查制度的进步具有积极意义,也有助于促进当事人的仲裁合意在“一带一路”争端解决全过程中得以全面、最终实现。

案例八

积极运用海事强制令制度,保障新亚欧陆海联运通畅——联盟多式联运有限合伙公司(SOYUZ TRANS LINK LLP)申请海事强制令案

【基本案情】

联盟多式联运有限合伙公司(以下简称“联盟公司”)为运输一批民生基建热电设施,委托深圳运达物流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达公司”)办理相关货运代理事宜。2016年11月17日,涉案货物自日本国横滨港运往我国江苏省连云港后,按计划应继续通过铁路运输运抵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但运达公司一直以联盟公司关联企业案外人SOYUZ TRANS LINK(DUBAI)欠付其费用为由,拒绝安排后续货物运输事宜,致使涉案货物长期滞留于连云港。联盟公司在向运达公司支付涉案货物相关货运代理费用的同时向后者发函解除双方间的合同关系。2017年5月10日,联盟公司以保障其合法权益,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为由,向上海海事法院提出海事强制令申请,请求责令运达公司向其交付涉案货物。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认为,运达公司系安排涉案货物运输的货运代理人。在联盟公司已向其支付涉案货物相关货运代理费用并主张解除合同的情况下,运达公司既未安排货物的后续运输,也未返还涉案货物。运达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将货物交付联盟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涉案货物在连云港滞留已近半年,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联盟公司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上海海事法院裁定予以准许,并责令运达公司立即向联盟公司交付涉案货物。

【典型意义】

本案为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事强制令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海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当事人在履行涉及欧亚班列的海陆货运代理合同过程中产生了纠纷,因涉及多个国家,国际影响较大。本案的成功处理,充分发挥了海事强制令制度作用,在诉讼开始前将损失尽可能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体现了海事审判的规则特色。涉案货物是保障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居民持续供电及冬季取暖的重要设备,在连云港滞留近6个月,如不能及时复运出境,将按照海关规定被处以罚款、强制退运甚至罚没。上海海事法院及时作出强制令,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与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中国法院的有效救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为此向上海海事法院发来致谢外交照会。